宋会要辑稿(全16册)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.06 pdf电子版

宋会要辑稿(全16册)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.06 pdf电子版

名称:宋会要辑稿

册数:16册

出版社:上海古籍出版社

大小:5.09G

格式:pdf

《宋会要辑稿》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宋代官修《会要》之文。徐松(1781-1848),字星伯,清代著名地理学家。著有《西域水道记》12卷,《〈汉书·地理志〉集释》《〈汉书·西域传〉补注》《新疆赋》等。清嘉庆中上编《全唐文》,徐松入馆任“提调兼总纂官”,借《全唐文》之名,从《大典》中辑出《宋会要》500卷,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全书366卷,分为帝系、后妃、乐、礼、舆服、仪制、瑞异、运历、崇儒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刑法、兵、方域、蕃夷、道释等17门。内容丰富、卷帙浩大,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。但是,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,向来难读。
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,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。其抄稿之断裂、散乱、重复、错简比比而然,其文字之讹、脱、衍、倒满篇皆是。现在,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,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。 [1]
20世纪90年代,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、台湾地区的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合作,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,出了一部电子版的《宋会要辑稿》点校本。2009年,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,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,进行增订改造,精校、精点、精加工,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。电子版《宋会要辑稿》约有校记近1.5万条,而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则达到3.3万余条,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、尹波等专家审稿,历时8年编纂、16册的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
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,是《巴蜀全书》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、质量最高的之一。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,由清代学人徐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收录的宋代官修“会要”中辑录而成,内容包括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制度、礼乐、教育、选举、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。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,《宋会要辑稿》与《宋史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。《宋会要辑稿》内容丰富、卷帙浩大,但因错误繁多,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。
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,以王云海先生为首,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《宋会要辑稿》,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,但未能展开。
本世纪初,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、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,对《宋会要辑稿》进行初步校点,形成了电子版的《宋会要辑稿》。后来在《巴蜀全书》工程推动下,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。
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
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,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。第一,纠正年月日错误。《宋会要辑稿》在辑录、转抄的过程中,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,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,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(处)。第二,鉴别非“会要”之文。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、记事的体裁与风格、所记的时代与地域,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。第三,移正错简之处。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,少的地方有10余字,多的有3000余字,总字数达3万余字。第四,勘正错误的行款。《宋会要辑稿》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分条不当,正文、注文互混,标题混乱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,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。第一,参与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编纂的专家们,严格校勘,一丝不苟,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。第二,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,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,为宋史研究,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。第三,校点本《宋会要辑稿》的完成,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、如何打造精品,树立了标杆。 [2]
原本编辑
宋代官修本朝《会要》,后人称之为《宋会要》。“会要”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,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。唐代苏冕所撰《会要》与崔铉、杨绍复等所撰《续会要》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,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。直到五代、宋初的王溥在苏、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,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,撰成《新编唐会要》,于北宋建隆二年(961)进奏朝廷,自此,方确立完整一代的“会要体”。
宋代特设会要所,人员、印记、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。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,共计3000余卷,包括《庆历国朝会要》(宋绶、王洙等修纂)150卷、《元丰增修五朝会要》(王珪、李德刍等修纂)300卷、《政和重修会要》(王觌、曾肇、蔡攸等修纂)111卷、《乾道续四朝会要》(汪大猷等修纂)300卷、《乾道中兴会要》(陈骙等编类)200卷、《淳熙会要》(施师点、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)368卷、《嘉泰孝宗会要》(杨济、钟必万总修)200卷、《庆元光宗会要》(京镗等奏进)100卷、《今上皇帝(宁宗)会要》(陈自强、史弥远分三次奏进)325卷、《淳祐宁宗会要》(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、《嘉定国朝会要》(张从祖类辑)588卷。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《国朝会要总类》(即《十三朝会要》)588卷。《宋史·度宗纪》载,曾奉安有《理宗会要》,今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未见。上述这些会要,除《国朝会要总类》曾刊行于蜀中外,其余均无刊本,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。
德祐二年(1276)二月,宋恭帝奉表出降,元军入临安,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,“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,归之国史院”(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),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。明洪武初年,“太祖定元都,大将军收图籍,致之南京”(《明史·艺文一》)。永乐十八年(1420)迁都北平,又将“文渊阁所贮书籍,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,各取其一,置于燕都”(《明史·艺文一》)。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,岁月浸久,时势动荡,史籍散佚,势所难免。明初修《永乐大典》时,《宋会要》已十失其一。宣德年间,文渊阁大火,藏书大半被焚,《宋会要》亦不曾幸免。杨士奇于正统六年(1441)所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中著录“《宋会要》一部,二百三册,阙”。可见,此时的《宋会要》已是一残本。弘治以后,《宋会要》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。万历年间,张萱等编定《新定内阁藏书目录》,其中已经不见《宋会要》的踪迹,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。另外,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,如叶盛所编私家《菉竹堂书目》,又或焦觉《国史经籍志》,虽皆有著录《宋会要》之文,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,并非实有其书。
辑出整理编辑
明初编修的《永乐大典》将《宋会要》采入,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《宋会要》。时至清嘉庆十五年(1810),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。他利用职务之便,在签注《永乐大典》中的唐文的同时,将包括《宋会要》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,亦签作“全唐文”,命书吏录出。所以,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,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,多有“全唐文”的字样。徐松日积月累,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。从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及《宋会要辑稿》(二百册)的各方面情况来看,当时《宋会要》是分门辑入的,或选一门,或摘数句,随韵列目,摘取编入,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。加之《宋会要》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,因此辑稿的整理,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。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,一直为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,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、李兆洛的协助,然而最终未能如愿。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,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,对于后人的整理,提供了帮助。
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年去世,“同治初年,其书散出”(缪荃孙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六《宋太宗实录跋》),所辑《宋会要》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,为缪荃孙购得。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,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。广雅书局对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工作,由缪荃孙、屠寄负责,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。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,从稿本编排,到文字校订、年月调整,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,都做了大量工作。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,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。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,职官一类,直接为嘉业堂采用,成为清本《宋会要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1911年,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前,张之洞、屠寄已先后离开广雅书局,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。不久,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《宋会要》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。于是,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。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、费有容等进行整理。刘、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,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,成初编291卷,续编75卷。刘富曾又参考各书,移改旧史实,增入新史料,录成清本,共得460卷。
1931年,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,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,由该馆编纂,叶渭清对照研究。叶氏认为,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,不复原来面目;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《永乐大典》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,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。
根据叶氏的研究,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,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,然因经费所限,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,将原稿先行影印,名之曰《宋会要稿》,以线装200册行世。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,名之曰《宋会要辑稿》,以精装8大册发行。1964年,台湾世界书局以《宋会要辑本》之名,以《中国学术名著》第六辑,影印装成16册发行。1976年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。
历史过程编辑
《宋会要辑稿》(以下简称《辑稿》)分帝系、后妃、乐、礼、舆服、仪制、瑞异、运历、崇儒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刑法、兵、方域、蕃夷、道释等17类。其中礼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等类篇幅尤大。类下分门。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,然后按年、月、日顺序,摘取有关诏令、奏章等等。如此,不仅遐眉目清晰,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,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,均分类归纳,使得事件发生、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,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。《辑稿》较之原书,虽已大有残阙,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《宋史》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,如食货类“限田杂录”,“造水硙”,“修理堰、闸、渠、斗门、堤岩”,“各路产物买银价”,“量衡”,“诸郡进贡”,“船战船附”,“民产杂录”,“置市”诸门,皆为《辑稿》之独有。以《宋史》诸志与《辑稿》的卷数相比,前者合计不过162卷,而后者则为376卷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仅12卷,《辑稿》职官粝为83卷;《宋史·食货志》仅14卷,《辑稿》食货类则有70卷。可见,《辑稿》所保存的宋代史料,在数量上远远超过《宋史》诸志。《辑稿》所载史事,一般均详于《宋志》,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,且往往能够校订《宋史》各志的纰谬与疏略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由于《辑稿》卷帙浩大、残缺零乱、问题繁多,因此,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。1932年,汤中出版了《宋会要研究》一书。1939年,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《宋会要研究》的基础上,编撰了《徐辑〈宋会要〉稿本目录》。1937年,小沼正则编制了《宋会要食货目录》。1958年,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《辑稿》的食货、职官、刑法、方域四类,编成《宋会要目次》出版。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《宋会要研究备要》。1980年,台湾大学王德毅《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》出版。1982年,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索引》。1984年和1986年,王云海先后出版了《宋会要辑稿研究》和《宋会要辑稿考校》。1995年,陈智超《解开〈宋会要〉之谜》出版。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,对《宋会要辑稿》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但是,由于《辑稿》本身的缺憾,使得使用及检索时,产生诸多障碍。首先,《辑稿》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。《辑稿》中大致完整的篇幅,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,计十三朝。但就是在这其中,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。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,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,兵类无禁军门。其次,《辑稿》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。《永乐大典》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,所以会将《宋会要》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,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。第三,由于《辑稿》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,使得重出多门、前后倒置、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。第四,《辑稿》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,故而并无目录,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。第五,《辑稿》自清代中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后,长期处于草稿状态,虽有影印本行世,但因未作彻底整理,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。
区别编辑
通行的《宋会要辑稿》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。
第一,从内容上看,《辑稿》己较原本为少。一、自宋末至明初,历经变乱,原本恐已不全。前面说过,宋修会要,共有十次,应有十部,但现在《辑稿》中注明者只有七部。二、修《永乐大典》时,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,难保没有遗漏。三、徐松自《永乐大典》中辑《宋会要》时,《大典》已经散失一千余册,并非全帙。四、书手从《大典》中抄录时,又有遗漏。有人用残存的《大典》与《辑稿》对照,已发现若干条佚文。五、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,辑本又有遗落。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,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。
第二,从形式上看,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。原本《宋会要》,各本分类稍有不同,分门更有差异。辑本合为一本,门类全部打通。
第三,经过多次转抄,脱、衍、误、倒之处,触目皆是。
尽管《宋会要辑稿》有上述种种问题,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、最丰富、最集中的一部,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。
徐松编辑
徐松(1781年-1848年),字星伯,原籍浙江上虞人。清代著名地理学家。
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生于浙江绍兴,随父移居顺天大兴(今北京大兴县)。少年得志,自举人而进士,曾入直南书房,派入全唐文馆,又充文颖馆总纂,但嘉庆十五年(1805年),二甲第一名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于嘉庆十七年(1812年)受人劾奏,戍守伊犁,为期六年。徐松谪戍伊犁,可以说因祸得福,受到伊犁将军孙筠的重任,继续清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祁韵士编写《伊犁总统事略》的工作,并且能够实地调查,“先生于南北两路,壮游殆遍。每所之适,携开方小册,置指南针,记其山川曲折,下马录之。至邮舍,则进仆夫、驿卒、台、通事,一一与之讲求。积之既久,绘为全图。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,笔之为记。……孜孜不倦,十年成书”。调查最终成就了他的《西域水道记》等边疆之书,以西域五大水系(流域)为纲,综合记载了沿途山脉、城堡、史迹、民族语言及风俗等等,详实可信,而成为他的代表之作。新疆归来,徐松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,便几乎居京治学,在这群学者当中,他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,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,成就边疆著述,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,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,聚集同好,而奠定了他的“核心”地位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赦还。官至礼部郎中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卒。
嘉庆十四年(1809年)入全唐文馆,主编《全唐文》;又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《宋会要辑稿》500卷,《河南志》,《中兴礼书》,又撰写《唐两京城坊考》,《登科记考》,后由翰林督学湖南。
影印本编辑
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。
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

宋时会要,除李心传所编国朝会要总要(当即十三朝会要之节本)曾刊版于蜀中。至官修原本,宋时从未刊行,惟政府许可臣民自由传抄;故南渡后国史散佚,程俱申请就知桂州许中家抄政和会要。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中亦得著录会要有五种之多也。(李心传国朝会要总要即其中一种。)宋时秘阁所藏北宋纂修之传抄本,及南渡后纂修之正本,德祐之变。当尽为元兵劫入燕京。元修宋史时,即据为修史原料之一。吾人今日所见宋史之志,实脱胎于宋会要。虽两相比较,详略之殊,有如霄壤,然宋会要之轮廓,宋志固全得之矣。明修永乐大典时,文渊阁所藏之宋会要残本二百零三册。当即元人所见之本。文渊阁藏书,明宣德间毁于火者大半。故万历间张萱孙能传重编阁目时,已无其书。赵宋一代故实,至此遂扫地以尽。明以后人欲求宋会要之踪迹,不得不诉诸宋明人所著之类书,职此故耳。

明初纂永乐大典,将宋会要史事分隶于各韵,计有国朝会要,续会要,政和会要,乾道会要,中兴会要,光宗会要,宁宗会要等七种。亦有泛称宋会要而不冠以乾道中兴等字样者。知当时已十亡其三。故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,仅载二百零三册,下注阙字。焦竑国史经籍志,虽列宋会要之名,然有目无书,不足深究。至箓竹堂书目所收,实即文渊阁书目之化身。叶水东时,决无得见是书之理,此可断言者也。
清嘉庆十四年,大兴徐星伯(松)入全唐文馆,任提调兼总纂官。时永乐大典已佚去一千余册,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。徐氏签注大典时,遇有宋会要,即另纸标以全唐文三字。盖徐氏力不能置写官,不得不借公济私,假托宋会要为纂修全唐文之资料,以授写官为之录副也。如是日积月累,据俞正燮宋会要辑本跋引徐氏之言,所得无虑五六百卷。卷帙之巨大,可以想见。徐氏未及排比整理而卒。卒后其稿流落北平琉璃厂书肆,为江阴缪荃孙所得。旋归广雅书局,时张之洞督两广,聘缪氏及武进屠寄任校勘,拟付剞劂,仅成职官一门而止。所有原稿,为书局提调华阳王秉恩所藏匿。民国四年,王氏藏书散出,吴兴刘翰怡先生以重金购归,以原稿部类不明,先后杂厕,乃延仪征刘富曾吴兴费有容重加釐订,而纠纷亦自此起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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